时光荏苒，刘统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两年半的时间了。不过，在我的脑海里，依然不时会出现他的音容笑貌，似乎从未离去。依照年龄与师承，刘统先生是我当然的长辈，但在现实交往之中，刘统先生于我亦师亦友，无话不谈，从未让我有过任何的距离感。我生性不太容易情感外露，对身边亲友生死这样的大事，也常常在表面上没有一般人那样的情感波动。这也许是至今我一直没有撰写纪念刘统先生文字的一个原因吧——我对他的回忆都深深埋在了心底。我以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自有其使命，不在于他的生命有多么长久，而在于他为这个世界奉献了多少有益或有价值的东西。我崇尚诗人泰戈尔所说的“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的人生历程，而在刘统先生身上，我真正看到了这一境界的完美诠释。

本文作者与刘统先生

记忆中，初识刘统先生是在1992年9月谭其骧先生病逝时。其时我刚从故宫博物院返回复旦并跟随周振鹤老师在史地所读研究生一年有余。一日，一位身形高大，相貌英俊，举止潇洒的中年人步入宿舍，主动与我们打招呼，并自报家门。作为谭其骧先生亲自指导的第四位博士生，刘统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于是我连忙恭敬回道：“刘老师好！”我话音刚落，没想到听到的回复是：“叫刘统，不用叫老师！”一句简简单单的话，便拉近了我与刘统先生之间的距离，陌生感也在顷刻之间消弭，开启了我们之间轻松畅快的交流。从此之后，除书面称谓我仍旧称“刘统先生”外，每次见到他，也就不再客套，直呼“刘统”；而他每次通过电话与我联系时，一开口，电话那头也总是亲切而熟悉的一句“我是刘统”。

刘统先生的平易近人，不仅表现在他的言语中，更体现在行动上。他“能文能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十分接地气的生活能手，这在大多数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者中并不多见。我们在复旦求学时，食堂的伙食一般，他看在眼里，旋即付诸行动。在那次初见的几日后，刘统又来到我们宿舍，笑言要教你们改善伙食。说罢便拉着我前往了校外运光小区附近的菜场。只见他熟门熟路地直奔水产摊位，片刻之间便购得了鲜活的基围虾。在返回的路上，他还顺道在杂货店备齐了各类调料用品。回到宿舍，他便娴熟地架起煤油炉上的小铝锅，盛满水，然后倒入黄酒，撒入葱、姜、盐，待锅烧开香气弥漫时，再将基围虾倒入，等虾身转红，关火起锅，一道色泽诱人的水煮虾便大功告成了。我站在一旁，目睹他有条不紊，游刃有余的厨艺，心中钦佩不已。随后，他还不忘让我将所里的几位研究生同学也都叫来一起尝鲜。晚餐时，众人围坐，品尝着从食堂里打回的菜肴与这道水煮虾，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至今忆起，那仍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水煮虾。成家后我烹制水煮虾，一直用的是刘统先生当年示范的配方。

尊师重道，是我很快在刘统先生身上感受到的另一面。在谭其骧先生告别仪式上，他的表现令人动容。记得当时为了彰显告别仪式的肃穆，特别安排身高接近的刘统先生与靳润成先生（其时刚入学跟随谭先生读博士）两位站在水晶棺的两侧守灵。那是我首次看到刘统先生一身戎装的模样。他左臂弯曲持帽，笔挺地伫立在谭先生的灵柩一侧，浑身上下透出威严，一看就知道是经过军营严格的形体训练。那天气温很高，大家身着短袖尚且热汗直淌，但刘统、靳润成二位先生一直笔直而恭敬地站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不仅给整个告别仪式增添了庄严而肃穆的氛围，而且从他们的各自神态中，也可以深深感受到作为学生对恩师的深深敬仰。事后，大家都对他们二人的现场表现称赞有加。

作为一名专业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刘统先生不仅自己勤奋耕耘，著作等身，成为一代军史名家，他还对我们这些后学一直关怀备至，从各个方面给予建议与指导。他常拿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记得他告诫我们，写文章要切记少些套话，重在阐述自己的思考与独有观点。他屡次提及当年他在谭其骧先生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时，最初完成了一部几十万字的论文稿，当他兴冲冲地呈给谭先生时，没想到谭先生看了论文稿后，只问了他一句：“你的观点呢？”他茅塞顿开，对自己的论文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改，待再次将已大幅“瘦身”的论文修订稿呈送给谭先生审阅时，换来了谭先生伴有微笑的一句肯定：“这次差不多了”。刘统先生讲述的这段往事，为我们撰写相关的学术著述确立了基本的准绳——贵在真知灼见，而非堆砌篇幅。我不仅以此自勉，还会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恪守此道。

由此引申开去，刘统先生还十分注重在学术研究中的独树一帜，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并最终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一次闲谈中，我提及他之所以能在现代军史研究中取得如此的成就，与他在研究生阶段所接受的中国古代史与历史地理的专业训练密不可分。换言之，他是用治古代史的方法来进行现代军史的研究的。他深以为然，并在日后的公开场合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时，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心里十分高兴他能接受我对他研究方法的这样一种概括。

刘统先生之所以从古代史研究领域转到现代军事战争史的研究，与他博士毕业至北京军事科学院工作密切相关。他曾说过，他到军科院军事大百科编辑部工作时，得以接触解放战争时期的大量一手档案资料，包括许多外界无法看到的电报原件。凭借着专业研究人员的敏感度，他深知这批珍贵资料对于还原历史细节的重要性。他把这一发现向当时来北京开会的谭先生做了汇报，谭先生闻言也很兴奋，指示他一定要把这批史料充分搜集并利用好，以便最终对解放战争的过程进行一个全面的揭示。从此之后，刘统先生便利用工作之余，一头扎进这批档案之中，因为不允许复印，他就用手逐字抄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抄录了大量相关资料，并最终完成了有关解放战争的系列著述，成了著名的军史专家。他曾跟我说，在军科院工作的那段时间，他常常工作到深夜，桌前的灯光总是他们办公室里最晚熄灭的（刘统先生的夫人车老师后来也跟我印证了这件事，她说那段时间每到了晚上11点，总会给尚在办公室进行撰写著述的刘统打一个电话，提醒他到了该回家休息的时间了）。尽管囿于某些原因，他的著作里不能一一标明史料出处，但他自豪而自信地对我说：“我的书里所说的内容，全部都有出处。”依我对刘统先生的了解，他的这番话语我完全相信，没有半点怀疑。他的军史著作，不仅史料扎实，文笔也非常流畅，娓娓道来，开卷便令人不忍释手。我的老师周振鹤先生看了刘统先生的军史著作后，由衷感叹道：“刘统是我们这些人当中最会讲故事的。”

刘统先生不仅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开拓了自己的特有领域并形成了自己的撰述风格，而且他还经常提醒我，要跳出已有的研究框架，尽早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创新之路。我自博士毕业后，便留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与东汉政区地理相类的研究工作，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沿着政区地理的路数在从事相关的研究。他有一次对我直言：“你的博士论文是《东汉政区地理研究》，虽然有一定的发明，但外人一看，你仍是承继的周振鹤老师《西汉政区地理》的路数，日后你要在此领域有所成就，还需要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数年后，我完成了《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的写作，他看后评价道：“这部《先秦卷》比你之前的《东汉政区地理》有所创新，但似乎还不能说在政区地理研究领域你有了全新的拓展。”又数年，我撰写完成了政区变迁颇为繁复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五代十国卷》的写作，书中针对分裂割据时期的政区地理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做了有别之前方法的新尝试。刘统阅后，也颇为兴奋，说：“你终于在政区地理研究领域有了自己的独创之作，现在应该没有人再说你的研究还是在周老师的研究框架下进行的了。”他的这一判断，随后在周老师那里得到了印证：“你的《五代十国卷》用一百万字的篇幅，复原了五十年左右的五代十国时期的政区地理情况，平均下来一年两万字，没有人比你对这个时段的政区地理研究更深入的了，你的这一卷可以作为整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的范本。”我虽然知道这是老师对我的勉励之语，但心里还是难以抑制的激动。自从1996年我博士毕业，到2014年我完成《五代十国卷》的出版，其间历经十八年的时间，我终于在继承周老师开创的断代政区地理研究的基础之上，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的风格与样貌的研究之路，不负刘统先生对我的一直期待。另外，我在2011年之后，带领团队又开辟了一条《水经注》本体研究的新路径，主编出版了《水经注校笺图释》系列3种5册，受到学界的关注。刘统先生也是看在眼里，并对我们所做的工作称赞有加，认为我在学术研究上又闯出了一片天地。

其实，刘统先生的学术成就并不仅限于军史领域。博士期间，他专注于唐代羁縻府州的研究，日后在博士论文修订基础之上出版的《唐代羁縻府州》一书，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著述。他自军科院转业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期间，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又完成了一次华丽的学术“转身”，撰写了一部千页巨著《大审判：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当我收到他的这部赠书时，由衷钦佩其跨专业研究能力之强与创作效率之高。

然而，天妒英才，正当刘统先生的研究成果“井喷”之际，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初次手术成功后，他曾坦然向我讲述他的治疗经历，展现出战胜疾病的强大内心。我曾天真地以为，他最终能恢复身体健康，完成他手头的几部书稿，但不想这些都成了奢望。刘统先生的一生绚烂而充实，若说遗憾，可能就是他的历史地理专业之梦没有完全实现吧。他曾戏称：“你是历史地理学界之中离‘中心’最远的专业历史地理研究人员（因我近二十年鲜少参加历史地理专业年会，故他有此语），我是历史地理学界之外距‘中心’最近的非专业历史地理研究人员。”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从中可以窥见刘统先生内心一直挥之不去的“历史地理”情结。换言之，他虽然在军史研究领域独占鳌头，成就斐然，但他可能一生以无以成为一名历史地理专业人员为憾吧。周振鹤老师是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的权威学者，一直是刘统先生所尊敬的人，也是他努力追随的人。他私下提及周老师时常尊称为“老太爷”，于此亦可见周老师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数年前，他最后一次到周老师家里拜访（携女儿姗姗同行）时，还特意打电话把我从学校叫过去见面。临了从周老师家告辞出门前，他还提议，要在正对门口摆放的谭先生书送周老师的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条幅镜框旁留影纪念，冥冥之中似在昭告刘统先生在历史地理学界的学术传承，了却了他的一个心结吧。

“人生自古谁无死”，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无法逆转。撰写此文之际，我89岁的母亲亦溘然长逝，更让我感叹世事无常。刘统先生病重期间，仍不忘邀我参加他策划的本该由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少儿历史地理丛书的撰写，言明要借此让我多参与一些学术成果的大众普及工作。他以身作则，率先完成了其中《丝绸之路》一书的撰写。而他嘱我来撰写的《大运河》一书，却因我琐事缠身、懈怠拖延，至今尚未动笔。在与车老师的一次见面中，她提及此事，我无言以对，深感愧疚。如有可能，我定当完成他的遗愿。若力有不逮，最终未能将此事付诸实施，我想九泉之下的刘统先生一定会以一如既往的微笑宽宥吧。

刘统，你从未远行，一直活在我们心里！